这些餐桌上的外来妹 奇奇怪怪可可爱爱

成功案例 | 2021-05-03 05:20

  这些餐桌上的外来妹 奇奇怪怪可可爱爱

  唐太宗贞观九年(公元635年)十一月,一种传说已久的神秘水果在京城长安引起了轰动,这就是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。撒马尔罕是唐朝时康国的都城,在今乌兹别克斯坦。据说,康国使团向唐太宗进献的这种金桃“大如鹅卵,其色如金”,仿佛来自仙境,甚至有人认为吃了它可得永生。

  一千多年后,美国汉学家谢弗写了一本研究唐朝舶来品的专著,取名为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,在书中,他遗憾地说:“这种水果的滋味到底如何,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推测了。”

  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最神秘的外来物种,早已消失在历史中,或许它只是古人的一种美好的想象。然而,许多“外姓”食物则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并日益本土化,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餐桌。

  “民以食为天”,一方小小的餐桌承载着一部古代物种传播交流史,同时,它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。

  因避讳胡人

  你餐桌上的这些食物通通改了名

  中国人餐桌上的外来物种不远万里、各有来头。从它们的取名上,大概就能猜出其传到中国的年代。比如,“胡”系列食物,多为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,“番”系列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由“番舶”(外国船只)带入,“洋”系列则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。

  “胡”,古代泛指外国或外族,或指地处西域的少数民族地区。“胡”的称呼盛行于秦汉,延续到隋唐及以后。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,张骞先后两次率团出使西域。这中间诸多艰辛是我们后世人所不能想象的,当时的人们也并不理解他千里迢迢跑去吃土,哪怕是被匈奴人扣留达十年之久,为何还要再次送人头?

  张骞通西域自然是有非常复杂的政治原因,不过老百姓并不关心这些,直到十年或者数百年后,人们发现集市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来自西域的食物,或许会有人感叹一句:多亏了张骞……

  西晋名臣张华就是这样一位热衷稀奇玩意儿的人,此人出身名门(张良的第十六世孙),而且博闻强识,编纂有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《博物志》,他在书中说:“张骞使西域,还,得大蒜、安石榴、胡桃、蒲桃、沙葱、苜蓿、胡荽、黄蓝。”据说由张骞带回中原的农作物还有不少:胡瓜、胡豆、胡蒜、胡麻……

  胡桃,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核桃,《博物志》中记载“张骞使西域还,得胡桃种,故以胡羌为名。”后石勒讳胡而改名为核桃。

  胡荽,学名芫荽,我们常称为香菜,其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。《博物志》记载说,“张骞使西域还,得胡荽。”《本草纲目》引陆机疏“卷耳”曰:“其叶青似胡荽。”从这两则最早的记载,可见人们认识胡荽的时间大概在东汉至魏晋时期。后石勒“讳胡,故晋汾人呼胡荽为香荽”,胡荽便改名为香荽(也有“原荽”一说)。

  胡瓜,就是大家常说的“黄瓜”,原产于东印度的西北部,《本草纲目》曰:“张骞使西域始得种,故名胡瓜,按杜宝《拾遗记》云:隋大业四年(608年)避讳,改胡瓜为黄瓜。”

  胡豆,《本草纲目》称“胡豆,豌豆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中记载:“张赛使外国,得胡豆种归。”后因石勒讳胡而改名为“国豆”。

  胡蒜,即大蒜,区别于本土的小蒜,晋代郭义恭《广志》:“蒜有胡蒜、小蒜。”《齐民要术》引王逸曰:“张骞周流绝域,始得大蒜、葡萄、苜蓿。”

  胡麻,即亚麻,最早见于汉代淮南王刘安著《淮南子》:“汾水濛浊,而宜胡麻。”杜笃《边论》曰:“汉征匈奴,取其胡麻、稗麦、苜蓿、葡萄,示广地也。”至迟东汉时汉地人已引进胡饼的做法,而胡饼需要胡麻。一般认为因此饼出自胡地,以胡麻做配料,所以称胡饼。后因石勒讳胡而改称麻饼、烧饼。

  史上第一位“带货天王”

  张骞的“行李箱”究竟有多大?

  由西域传来的农作物除了“胡”姓,还有无花果、石榴、葡萄(蒲陶)、西瓜、菠菜(唐时传入中国)、胡萝卜(元时传入中国)等,而这些农作物中,除了胡萝卜传入中国年代很晚的缘故,其他几乎都被归为张骞名下。

  张骞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,然而,有一说一,我们餐桌上的这些食物并不能简单溯源为“张骞带回”。

  拿胡桃来说,最早记录胡桃的是《东观汉记》:“后汉有……胡桃宫。”《金匮要略》也有记载:“胡桃不可多食,令人动疾饮。”这说明胡桃引进中国的时间是东汉时期。《艺文类聚》引晋刘滔母《答吴国书》曰:“胡桃本生西羌。”而在东汉时期,羌的地理概念应该集中在现在的整个青藏高原地区。所以,胡桃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张骞没有关系。

  又比如苜蓿的传播。苜蓿是饲养马匹不可多得的优质草料,其实,汉代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张骞传入苜蓿,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曰:“俗嗜酒,马嗜苜蓿。汉使取其实来,于是天子始种苜蓿、蒲陶肥饶地。”这里说的是“汉使”而并非“张骞”,显然这二者并不能直接画等号。而《汉书·西域传》则说得更明确,苜蓿和葡萄是太初三年(公元前102年)李广利破大宛后与大宛人约盟后带回中原的,此时张骞早已去世多年。

  这些“胡姓”作物,因为产于胡地而又形似中国原有作物而得名,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及其他汉代文献都没有由张骞引入的记载,很可能是后世的学者,根据传闻而加在张骞头上的。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著有《中国伊朗编》,作者探究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,他认为,“现在学术界竟有这样一个散布很广的传说,说大半的植物在汉朝都已经适应中国的水土而成长了,而且把这事都归功于一个人,此人就是张骞……其实张骞只携带两种植物回中国——苜蓿和葡萄树……只是后代不可靠的作者(大半是道家者流)认为其他伊朗植物之输入都要归功于他。日子久了,他成为传说故事的中心人物,几乎任何来自亚洲中部来历不明的植物都混列在他的名下,因此,他终于被推崇为伟大的植物输入者。”

  由于古书传抄过程中的讹误、地理名称和植物名称的迁移联想等原因,导致张骞和“胡姓”作物画上了等号,史上第一位“带货天王”张骞就这样“封神”,令人不得不好奇:假如张骞真的带回来那么多西域“土特产”,那么……他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?在这方面,“吃货”乾隆表示深有同感,他俩都太“忙”了:如果说乾隆是为无数中华小吃背书的米其林“试吃员”,那么,张骞就是人们想象中专为西域带货的金牌代购。

  番茄真正成为食品

  走上中国餐桌不过百年

  中国的“外姓”农作物中,“番”姓是另一大家族。唐代以后,由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,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,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、人类进入航海新时代后,一些美洲作物开始经由海上贸易辗转传到中国境内。由于这个时期人们把域外称为“番”,因此这时期引进的作物很多都以“番”命名。同时由于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,高产的经济作物占了大部分,包括番薯(红薯)、番麦(玉米)、番豆(花生)、番椒(辣椒)、番梨(凤梨)、番石榴、番荔枝等。

  番茄的名称沿用至今,原生长在南美洲秘鲁,当地人称“狼桃”,15-16世纪,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从美洲带回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番茄都是欧洲人花园里的观赏植物,没人敢食用,因为据说这种看起来很好看的食物有剧毒。直到17世纪,有一位“作死”的法国画家实在抵挡不住它的诱惑,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吃了一个,之后就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。结果当然是毫发无损,于是,番茄开始走上人们的餐桌。明万历年间的赵子函在1617年所著的《植品》,是目前我国最早提到番茄的文献,书中记载,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,把番茄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了中国,称为“番柿”,后因它的颜色鲜红,来自西方,所以就有了“西红柿”的名称。乾隆二年(公元1738年),《台湾府志》记载“柑仔蜜(番茄在闽南语里的名称),形似柿、细如橘、可和糖煮茶品”。可见,清朝时台湾人眼中的番茄是可以煮茶喝的。直到清朝末年,番茄才真正成为食品走上中国餐桌。

  番椒,即辣椒,早在公元前2000年,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栽培辣椒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,带回欧洲,1493年传入西班牙,后传到东南亚,明代后期开始传入我国。明代戏曲家和养生学家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中记载有“番椒”,描述是“丛生,白花,果俨似秃笔头,味辣色红,甚可观”,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辣椒记录。30年后,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中也收录了“番椒”,描述是“亦名秦椒,白花,实如秃笔头,色红鲜可观,味甚辣,子种”。高濂是浙江钱塘(今杭州)人,在清代的地方志中,浙江的地方志也最早记载辣椒,这说明辣椒早期的传播途径之一是通过海路先传入浙江,再从浙江传入中国其他地区的。

  番薯,即我们所说的红薯。番薯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墨西哥、哥伦比亚一带,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。番薯最早传进中国约在明朝的万历年间,多年在吕宋(即菲律宾)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同其子陈经纶,见当地种植一种叫“甘薯”的作物,生熟皆可食,产量又高,而且不挑土地,于是决心把甘薯引进中国,以缓解家乡山多田少、粮食不足的现状。然而,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征服视甘薯为奇货,“禁不令出境”。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,“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”,并在绳面涂抹污泥,于1593年初夏,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,“始得渡海”。

  小小番薯的传入,改变了千百年来国人的饮食结构,使中国农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,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。据史学家研究,大力推广番薯种植的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到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,清朝人口由1.5亿飙涨到3.13亿,翻了一倍多。

  “洋”姓相比于其他两大家族,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(大部分为明末和清朝),其传入中国的途径大多和外国人来中国传教的活动有关。其“洋”姓家族主要代表成员有洋芋(土豆)、洋花菜(菜花)、洋白菜(包心菜)、洋葱、洋姜(鬼子姜)、洋辣椒(秋葵)、洋莓(草莓)、洋橄榄(油橄榄)等。

  这些传到中国的农作物都有一个逐渐本土化的过程。与此同时,中国的农作物也不断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到域外,由此形成了多种文明的互动。

  文/本报记者 陈品

【编辑:叶攀】